潘时龙：为雷达安上智能眼
2020-05-06 06:04:46   来源：新华网   评论：0   点击：

【人物档案】潘时龙，1982年5月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

【记者解码】他28岁被破格擢升为教授，在国内组建一流微波光子学术团队，研制出打破垄断的自主光矢量分析仪、研发出了国际最高分辨率的微波光子成像雷达。作为创新大咖，他的学生都是拿奖拿到手软！他告诉记者，在科技强国的路上，一名青年的力量还是太小了，他要努力的，是要把“1”变成“N”，把“我”变成我们。

记者：用8年时间一口气读完清华本硕博，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回国成为南航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备受瞩目，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潘时龙：在加拿大做博士后时，我研究的是微波光子学，尽管概念已经被提出十多年，但大多是基础研究，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一个新兴学科要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很难靠一己之力实现，需要很长的过程，要打通产业的上下游链条，要通过产品迭代使成本不断降低。当时带宽已经成为微波发展的瓶颈，把微波与光结合，增大带宽，相关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都可以降低，这在航空航天领域意义重大，微波光子的应用在航空航天背景下最有希望实现。

在应聘过程中，院士和校长助理亲自与我对接，人事处处长花2小时听我讲学术，院长力荐我成为教授，他们的一片真情打动了我。当时也正好赶上了南航大力施行的“青年教师破格晋升教授制度”，从无到有，我们微波光子学在南航很快起步了，就在一间由会议室改造的临时实验室，房号是614。当时只有三四名从考研本科生中筛选的助手，我就激励大家，“我们的科研要‘牛得要死’，也要‘新（New）得要死’。”

记者：所以你觉得什么样的科研是最“牛”的？

潘时龙：那必须有两点，一是必须是最前沿，第二是必须有用，能解决国家的一些关键领域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我来了南航工作的科研目标和思路。

比如到了南航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内缺乏分析测量工具。我在国外用到的高端测量仪器，国外却对中国禁售。要想成为科研强国，必须首先成为仪器强国。为此，我决心自主研制。最终我带领团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光矢量分析技术，分辨率相比国际最高性能商用仪表提升了4000倍，打破了国外测试仪器公司的长期垄断。如今，相关技术和产品已经为长飞光纤、中航光电、航天电器、中电集团、航天科工、华为公司等数十家企业和院所提供服务，有力支撑了新型光器件、光系统和国家重要型号的研制和生产。

在解决了仪器问题后，我带领团队研制出超高分辨率微波光子雷达。相比传统雷达只能看到一个点，新雷达可以以视频的方式看到目标。中国最大的雷达研究所中电十四所曾评价：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对小尺寸目标的实时高分辨成像，为下一代多功能雷达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未来，我们还想将微波光子雷达从地面搬到空中甚至太空，用太空眼守护国家的安全！

记者：疫情期间，你的科研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

潘时龙：课题组没有停止研究，会议也比以前开得更多，比以前更忙了。

科研方面，有很多方面在展开。比如去年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超高精度光矢量分析仪”，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个应用的拓展，尝试用光谱分析识别病毒。实际上病毒也可以看作是光器件，在我们目前最高分辨率的光矢量分析仪下，会得到更丰富的光谱数据。我们用光谱打到病毒的样品上，将反射过来的光收集起来测量进行分析，有可能找到病毒的特征峰值，从而有可能去识别这种病毒，目前研究还在进展当中。

我在多个国际国内委员会担任专家委员，现在虽然都只能“云”开会，但真的比以前密度大了，有时候一晚上能有三个会，其中也有一些社会服务，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智能船舶业如何应对，民航机场建设如何推进，大家一起研讨应对策略，提出发展的具体方案。

另外作为南航首批纵向党支部，我们课题组的各类学习和研讨活动也更加频繁了。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我们集体学习了会议精神，回顾了我们在防疫阶段的各种情况，包括国家的整体决策，我觉得有助于同学们去认识国家各个层面的问题。年轻人有力量、有智慧，也有干劲，在这个特殊时期，更要好好的引导。

记者：你怎么看待90后乃至00后的年轻学子？

潘时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我晚上经常跟他们电话会议，大家一起学习知识，分享读书或者生活的体会。

比如拿防疫来说，现在学校一个实验室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工作，那么每天到底哪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进入实验室？大家自己讨论研究。他们考虑的比我还周全，比如说都有哪些形式的实验，需要依赖哪些资源或者平台，每个屋子怎么排？他们都是共同决策，最后拿出大家都认同的合理方案。他们展现了对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意识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学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比如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个词，叫“带货”，他们告诉我李佳琦和薇娅，重点是他们在思考成功带货对科研的启发。他们说，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好，除了你本身的一些能力素质以外，你的平台一定要达到一个level（水平）之上，或者说至少在一个阈值之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正反馈”的作用。因为网络迭代速度很快嘛，今天20个人来听，每个人带两个亲戚或者朋友，那么第二天就有60个人来听。所以大家最后的结论是，要增加平台的反馈频率，把组会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三次！（笑），从提高反馈频率开始，进而提高实验室效率。

记者：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生身上，你如何看待一名导师的作用？

潘时龙：我做导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带他们做科研，更是思想的引导。每个人都有不可取代的地方。老师的作用不是告诉他你应该这样那样，或是在旁边给他鼓鼓劲，我们应该给他们树立志向并强化信心，让他看到自己有能力在某个领域去做到最好。

这也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大一大二学习的时候，就跟高中学语文数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直到我进了清华的实验室，有一位特别关心年轻人的导师，让我发现此前掌握的知识可以立刻和一些前沿的尖端科研关联上。尖端科技并不遥远，我变得特别热爱科研。如今我也是一样，我们有责任去引导更多年轻人，让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去为国家为社会做有价值的事情。

全球每年只有10人获奖的IEEE专业学会国际奖学金，我所指导的学生就有7人获奖。团队还获得了“挑战杯”全国特等奖、“创青春”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IEEE微波理论与技术学会学生设计竞赛一等奖等等。在科技强国的路上，一名青年的力量还是太小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身为教师的我，要把“1”变成“N”，把“我”变成我们。